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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图二三事

时间:2015-03-03 来源:《燃情岁月——杭州图书馆50周年(1958-2008)纪念》 作者:朱先新口述 徐文军执笔 点击率:1168

本文口述者朱先新

创办杭图

    1958年,杭州市新华书店党支部响应党中央“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各行各业都办社会主义事业”的号召创办了三个下属单位,一个是杭州出版社,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图书出租公司。其他两个单位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办下去,只有图书馆坚持下来。
办图书馆一要有房子,二要有图书,三要有经费。刚开始时,上述三样东西我们一样都没有,上级要求三天内把图书馆的牌子挂出去。房子没有,就占用新华书店面积大约80平方米的二楼会议室。书没有,大家商量后就定下一个方案:讨。市文化局原来有个图书室,没人管理,我们找上门“讨”了。3000余册书,其中真正能用于流通的书不过半数,有价值的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一套《万有文库》,这就是我们“讨”到的第一批书。第二批书是我从省图书馆张英田副馆长那儿要来的。当他听说我们成立了市图书馆,满口答应要支持,这就又“讨”了大约3000余册图书。然后,市新华书店又出钱给订了20余种报纸、杂志,我们就靠着这点“家产”搭起杭州市图书馆的“骨架”,一直到1959年才正式批文给予编制与经费。

    有了书与杂志这些“软件设施”之后,如何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置办桌椅等“硬件设施”就成了接着的中心工作。当时恰巧有部分单位由于撤销建制,财产上缴市财政局,包括办公用的桌椅等。于是,我通过市财政局的一个熟人要了一批桌椅,就这样,见仁里杭州市图书馆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办公桌椅。这批“老古董”至今仍在浣纱路馆舍的办公室中使用。我们那时的条件真的是一穷二白,除了向人家“讨”,还要自己动手做书架,做目录柜。图书馆第一个目录柜是用肥皂箱上拆下的木条,自己动手做成的。这一用就是十几年,直至搬到浣纱路新馆才有了正式的目录柜。

    由于图书馆很受读者欢迎,每天坐满了前来读书看报的人,书店想开会没有了地方。当时,我就想,能不能从那边搬出来。但是,单独建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馆舍问题。刚好那会儿见仁里有个省新华书店的仓库给了市新华书店,于是我就找到经理张鲁,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他爽快地答应了。

    见仁里6号仓库是二层骑栏式砖木结构的瓦房,坐北朝南五开间.东西廂房三开间,中间一个大天井,是江南典型的晚清庭院墙门建筑。1959年春,我与钟立柔、李明、宋南强四人,把从书店淘来的一些破家伙搬进三间正房,挂出了杭州市图书馆的牌子,一个50年后发展成建筑面积4万余平方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在破旧的民房中诞生了。

    建馆初期,西厢房和南面一间正房由上城涌金派出所占用,召集了几个街道里生计没有着落的老太太在那里修补麻袋;东厢房靠外一间,市新华书店用来堆放砻糠。我想一幢房子三个单位占用不是办法,要想个法子让他们搬出去。听了我的想法后,派出所首先的反应就是叫我们拿房子来换。但是,当时我们哪有什么房子可以跟人换。百般无计之下,我把目光瞄上了青年路美术公司的二间集体宿舍。我动员他们搬到我们馆的二楼住,然后把空出的房子让给派出所当工厂。至于东厢房,事情就比较简单,虽然我们挂了市图书馆的牌子,四个职工都还是书店的人,领的也是书店的工资,跟经理一说,事情就成了。就这样,图书馆才总算是有了个独门独院的“窝”了。

收集古籍

杭州市图书馆成立之初,“杭州”与“图书馆”之间是有个“市”字的;过了不久,将“市”字去掉,就叫杭州图书馆。并请张宗祥题写了馆名。馆里是一本古籍也没有,能够发展到今天有5000余册古籍,1400余个善本与图册,其中颇有些离奇的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一共收集了三批古籍,这些就是杭州图书馆最初的古籍家底。

    1963年,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指示市文化局成立“杭州地方文献资料室”,时任市文化局文化科长的方炳炎找到了我,提出要抽我出来参与搞这个资料室,资料室的办公地点就设在湖滨路书画社三楼。成立资料室要有书呀,当时我们是一本也没有。我们的第一个办法是由文化局出面向有关单位征集,如书画社就给我们拿到一套清代文豪金圣叹点评的《红楼梦》,共63册,当时他们买来就花了500元钱。尽管我们费尽心力搜罗了一些资料,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不多,所以我们广泛地调查杭州的各大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当基本摸清了公私藏家手里有哪些珍贵的杭州地方文献资料,就向他们借得1100余种举办了一次杭州地方文献展览会,并根据这次展览会征集的展品编写了一本《杭州地方文献资料目录》。还以此为线索,我们向杭州一私人方志藏书家陶承杏买了一批古籍地方文献。文革中“杭州地方文献资料室”撤销,资料室的所有藏书都成了杭州图书馆的第一批古籍藏书。

    我们收集到的第二批古籍地方文献最珍贵,其过程也最富传奇色彩。当时我参加一个文化普查活动,在中山北路天水桥天主教堂的一个杂物间发现满屋子的古籍,粗看之下我的心里就怦地一跳:上百种古籍大部分是地方志书,都是无价的宝贝。一般人不知价值所在,随意堆放,尘垢厚积不辨其面目,更为过分的是志书天头大块的留白甚至给人用刀割下来卷香烟。找跟人商量后,找到“三自爱国会”,提出是不是可以把这批书给我们。管事的倒也干脆,叫我拿新书来换,也没说要多少本新书。于是,我回杭州图书馆要了129本新书交给“三自爱国会”,换到了这批弥足珍贵的志书。其中有《钱塘县志》、《新城县志》、《浙西水利考》等。后来了解到这批书是解放前天主教堂的英国牧师收集的,本想带回国,后因杭州解放来不及带走才将这批书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馆古籍部收到的第二批珍贵地方文献。

    杭州图书馆第三批收到的古籍,据我所知,是在破四旧时期,杭州出新古旧合作书店撤销,职工转业,所存七千余册古旧图书资料,折价10604元卖给我们图书馆。这批书虽然原版、完整,有价值的古籍不多,但也有一些珍贵的手稿,如民国时宁海人干仁俊在杭州任民生中学校长期间写的《杭州新志》稿;又如民国时曾在云南任地方官的杭州人董振藻,离职回杭州时,把在任时收集的一大批地方文献资料带回杭州,后因生活所迫,将这批资料转卖给古旧书店并在古旧书店转业时将资料一起转让杭州图书馆。其中有《云南产业志》、《云南地志资料》、《云南方志考》、《云南苗瑶杂记》,后来我们利用这批资料与云南图书馆合作,将这些资料整理复印成书,为云南修志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还有一部就是《杭州玉皇山志》,都是原始手稿,是真正的孤本方志,杭州图书馆请了七位老先生足足整理了七、八年才完工。

为编修地方志整理提供资料

    80年代初,各地大兴修志之风。杭州从1986年才开始编修地方志,而我们图书馆则于1982年就开始整理、编修地方文献史志资料。

    我有段时间给市文化局借用去搞基建,1982年回图书馆。回馆后我就到古籍部搞地方志的整理出版,目的是为杭州修志提供有效资料。通过对馆藏地方史志的筛选甄别,我们确定了《杭州史地丛书》第一辑收录的第一本方志——《杭州新志稿》。解放后平海路有很多家私人开的古旧书店,《杭州新志稿》就是其中一个老板叫严宝坤的从宁海干仁俊老家收到的,听说干家的一个媳妇把书稿放在一个麻袋里卖了点废纸钱。由于年代已久,保存不善,手稿字迹模糊不清,就由老先生们誊抄整理成33卷并影印装订成一函,另一函收录了《杭州胜迹杂录》5卷、《武林风俗记》2卷、《武林新市肆吟》1卷、《杭州地理纪要》1卷。几个老先生是国民党的文职人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由于历史原因生计艰难,给我们请到馆里抄书,现在还活着的就一个戴老了。后来,我们买了宣纸胶印机,于1983年印出了第一辑,共计450部,二函十六册,标价400元一套,共卖出去400余套,赢利一万余元。其后又编印了《杭州史地丛书》第二辑,共收录了《玉皇山志》、《山水寺院名胜志》、《杭州驻防旗营考》、《杭州兵祸》、《杭州桥梁》等馆藏珍贵方志资料。光这二辑《杭州史地丛书》就为馆里赢利2万元,馆里用这笔钱给每个职工做了一套黄达呢中山装制服,另外一部分则用于继续征集、购买包括地方文献在内的古旧图书,仅1985年一年内古籍组就征集购买了4700册古旧图书。


外聘抄书老先生郭汉兴、戴维璞、朱先新老同志合影


    我们不仅利用自己的藏书为编修地方志服务,也利用他人的资料为修志服务。1985年上半年,余杭县志办一行二人提了一大麻袋东西来找我,说他们县档案馆藏有《杭县志稿》一部,对他们编纂《余杭县志》十分重要,但这部手稿他们无力整理,希望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帮忙整理出来,什么条件他们都可以答应云云。我打开他们带来的麻袋一看,全是一些经过涂抹剪贴,破破烂烂的散页,是真正的原始手稿。要把这样一麻袋杂乱无章的原始手稿整理成一部系统有序的专著,其中的难度他们清楚,我们也心知肚明。作为一级行政建制,杭县的历史非常短。
1912年国民政府撤并仁和、钱塘二县,成立杭县;1927年析杭县为杭州市、杭县;1958年,撤消杭县建制,其所辖区域并人余杭县。这段历史因其短暂而史料缺乏,老一辈中也鲜有人对杭州这一段历史有深入的研究。眼前的这部《杭县志稿》我是清楚其份量的,不但对修《余杭县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修杭州市志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与馆里的领导商量后,我代表杭州图书馆古籍部承接了这项任务,条件是:由杭图整理誊抄复印成书,余杭县志办拿十部;剩余印数由杭图决定,余杭县志办不得干涉;原稿整理完成后,由余杭县志办取回。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重新整理、誊抄、印刷,线装10册23卷的《杭县志稿》新鲜出炉,共计印刷100余部,以内部提供资料形式,卖给本市部分单位和兄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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