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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应当被记住的名字——记杭州图书馆文革结束后的10年(下)

时间:2015-03-04 来源:《燃情岁月——杭州图书馆50周年(1958-2008)纪念》 作者:钱美玉 口述 王恺华 执笔 点击率:1146

图书馆的新生力量

杭州图书馆自成立以来,队伍成员都是从文艺团体调配来的,如京剧团、越剧团、杂技团等等,他们工作热情是很高的,但文化程度普遍较低。1981年时,新馆建设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馆内编制也获批,将从17人逐步上升到90人。所以,我一接手这份工作便向局里提出两个要求:一,剧团来人和馆内人员必须有比例,如果一次进10人,那么从文艺团体分流过来的只能占20%,也就是不超过2人;二,图书馆必然是要过渡给有文化的人的,所以请市里为图书馆分配大学生。这两个要求局里都答应了。图书馆的第一批大学生我记得有:陈明、那燕、黄天梅、沈培生、马良、赵福莲。

    图书馆是个铁饭碗,有用的、积极的人进来了是一辈子,懒惰的、消极的人进来了也是一辈子,所以,任何时候进人都要慎重。大学生们给图书馆带来了新气象,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普通员工来说,他们就是榜样,良好的学习氛围也因此慢慢形成。

    图书馆的年轻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都还只是十多岁的孩子。他们有的是从其他文艺团体过来的,只接受过艺校教育,有的则是高中生,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学历也是不错的了。他们进来后,拿的是学徒工资,每个月只有18元,也就勉强够得上日常花销。当时馆里的政策是:所有通过自考拿到学历的,毕业后费用全部报销。我们还发动馆里的大学生们给这些年轻人开文化课,比如李华英,他负责的是古汉语课。

    政策上的鼓励,组织上的帮助,再加上浙江大学、杭州大学陆续开出了图书馆专业的课程,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激励他们奋斗上进的力量。外部环境是一个因素,年轻人本身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劲头是内在的推动力,两三年后,这批年轻人大多都拿出了自考学历,像徐红毅、许小兰、方文浩、杨苗发,等等。这些从图书馆里土生土长起来的人才,业务能力和文化程度是成正比增长的,新馆建成后,他们便是新生力量和新兴骨干。

1982年1月在杭州图书馆召开杭州地区农村图书馆工作会议,原杭州图书馆馆长钱美玉(前排右四)与与会代表合影

另一股新鲜血液来自社会,他们的成分就要复杂一些,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工厂,有的则是文革时的“右派”。我前面说了,图书馆要进就一定要进有用的、积极的人,所以外调工作就很重要。艺术团体以及学校里直接过来的人,考察起来要容易些,但对社会上的人做考察,就要辛苦很多了。那时候馆里只有一辆搬书用的小三卡,平时来来去去也就是自行车。农村、工厂一般都在郊区,比如去一趟城北的华丰造纸厂,不做停留跑一个来回就得两个多小时。虽然辛苦点,但选出来的人后来也都是成才的,像梁亮啊、张敏啊、许国新啊。至于“右派”,袁梦来当时下放劳动,朱厚桓则在粮食局里当个闲职,但他俩在文革前都是市里出名的笔杆子。我们把他俩请过来,成立了信息部。

这些从社会上过来的员工,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他们在生产第一线锻炼过,吃过苦,也吃得起苦,到图书馆后觉得生活环境忽然得到很大改善,因此工作起来就特别努力。他们很快地融入了,和其他年轻人一样自学自考,着手创造自己的新人生。

新馆建设中,每个馆员都是工人

再来说说新馆建设吧,这件从1981年土建开始,一直到1986年正式开馆的大事。

    我进馆时,关于市一医院与杭州图书馆争土地一事已经告一段落了,拆迁、图纸、经费三项工作已同时开始。当时确定杭图新馆分两期建设,第一期馆舍面积为5000平方米,第二期将追加到10000平方米。不过,最后二期工程不了了之。倒是建馆经费,从初定的60万一直追加到最后的90万。

    设计图纸时,我们开了专家论证会。因为无端少了5000平方米,所以最后入选的那套方案非常“经济”。把绿地面积压缩到最小,并把楼顶改造成一个露台,种些紫藤这样的攀缘植物,提供户外阅读的场所。

    拆迁大约花了两到三个月时间,中间还真的碰到了钉子户。矛盾的焦点说到底还是房源问题,起初说的是拆迁户全部搬迁至灰团巷,就地段来说,当时就感觉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我记得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一位住户一气之下拔掉了图书馆工地现场的电话线,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们没办法只能冒着大雨去接电话线。不过,很快政府站出来保证:不愿意搬走的住户还是可以住回来的,政府解决住房,只是居住面积要比灰团巷那边小一些。

    经历了些小波折,等建筑队进场后,工程进展就非常顺利了。说到建筑队,就绕不过一个人:朱忆仁。朱忆仁当时已经退休,但他参加过市文化中心的建造,对造房子特别在行,我们就把他返聘过来。那时候没有“招投标”的说法,项目由谁来做,都是领导拍板,但朱忆仁是筛选建筑队的第一道口子,因此很多建筑队找到他,想让他松一松。但朱忆仁真的很清廉,他没有动一点私心,没有收过一份礼物,到预决算的时候,他真的是拿着建筑队的报价单,一项项仔细核算。光是书架的皮用多厚、多长这一项,就省进了一万多。

    当时负责土建的是杭建,也是正规的大单位了。我们图书馆呢,其实对建筑上的事情都是不懂的。但还是要每天过去,去的还都是老同志,他们自己骑自行车过去。老同志都是很较真的,就盯着工人水泥拌浆,看你有没有偷工减料,泥浆的比例是不是合适,反正就认准一个理:新馆是百年大计,是要用一百年的,水泥里黄沙多了肯定是豆腐渣工程。

    土建花了两年的时间。到1984年,内部装修就全面展开了。当时请的那家装修公司我名字倒不太记得了,反正就在图书馆旁边的。负责人姓王,他带的施工队挺好的,装修完毕后,我们都成了朋友。他的儿子叫王珏,后来也进图书馆工作了,真的很有缘。

    那时候的装修队也就是做做泥工和油漆的事,只是帮你把大致的样子整出来,其他的活就得我们自己动手,主要还是依靠老同志。老同志真的都是宝,一个人顶好几样差。李建鑫是馆里的木工,他就自己搞设计,书桌要多宽多长,椅子得多高多厚,设计完了自己打样;胡裕顺本来是会计,但馆里的家具都是他挑的,办公桌要实用,阅览室的门要大方;许培基是从电影公司过来的,馆里所有的日光灯安装、和水龙头都是他一个一个拧上去的;还有就是采购这一块了,大的不说,小到碗具、茶杯都得自己去景德镇选样订货,朱先新、周文强、杨志新等同志就陪着我到处跑,很辛苦。

    图书馆搬家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首先,那四五十万册书的分量就是实打实的。当时图书馆是一分为三的:现在浙二医院对面的步步高商场,以前是我们的阅览部,一楼二楼是少儿阅览,三楼四楼是成人阅览和古籍;我们在见仁里还有个500平方米的小院子,行政、采编、辅导和外借都在那里;解放路上的思澄堂以前也做图书馆的书库,不过那时候因为落实宗教政策,上面已经开始催着我们把书搬走了。所以,从1981年开始,馆里的年轻人就一直忙着和书“打交道”。既要把思澄堂的书全部搬进电影公司的仓库,又要在见仁里仓库里通架、采复本、打包。特别是到了后期,加班几乎就成了正常上班。

    馆里要求党员团员带队,提倡义务劳动。大家都积极响应,根本没人提什么加班费的事情。也就是那段时间,提出入党申请的也特别多。对于支部来说,那几年发展的党员都是经过一线考察的。

    到1986年,新馆的装修陆续收尾,每一次验收都是一次性通过。前后五年时间,大家心里的石头也就落地了。那会儿,杭州图书馆也算得上是城市里一座标志性建筑了,社会反响特别好,来办借书证的读者有时候多到晚上下班了,他们还来敲门。到1990年,我60周岁,终于被批准退休了。我走的时候一点担心都没有,因为这里有那么牢靠的老同志和那么优秀的新同志,杭州图书馆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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