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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民间藏书家沈界平

时间:2015-03-02 来源:杭州图书馆 作者:文澜 点击率:3517

 

《文澜》第三期中,南京大学徐雁教授撰文《来杭屐痕》,有专章言述与书友同逛“杭州沈记古旧书店”一事。文中写到:“旧书店位于体育场路四O二号天巢花园一楼,以车库一间为店面,三壁书橱,前后叠放,店堂空间整体呈倒‘凹’形。主人打理店面甚为整洁,略有台北图书馆旁古原轩书店之风貌而面积较小”,“主人体胖颜善,约五十左右,为人热情爽朗,已预为一行书友备好冰冻矿泉水降暑。余等逗留约一小时得书二十余册,主人仅收百元,优惠甚矣,其‘以书会友’之意甚明”。徐教授还特意点明“据说(沈记)已是杭城唯一之旧书店”,想其所著《中国百年旧书业》中对民国时期杭州的旧书业十分推崇,而此中“唯一”二字则颇有唏嘘味道。

说到杭州图书业,上溯已近千年。自唐而下,繁盛于南宋,在民初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达到鼎盛,其后虽历经战乱,但及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前夕,城内仍有49家书店,其中古旧书业16家。然而,到2004年,杭州沈记古旧书店开张时,杭州新华书店所属唯一的一家杭州(国营)古旧书店宣告“暂停”,据王用钧先生在《杭州新闻出版志》中所记“实因经济效益不如发行新书而关闭”。王用钧先生是杭州文化战线的老前辈,退休以来一直从事志书编撰,他与沈记的掌柜沈界平算是故交,对其十分推崇。王用钧先生在《新闻出版志》中还指出沈界平“以一已之力”“拾遗补缺”,“使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曾经辉煌的古旧书业在改革开放中得以延续”,为“(杭州)文化标志性人物”。

 

从《基督山伯爵》到10万册方志

这些褒奖都是沈界平所未料到的。沈界平参加工作的时间很早,2001年退休的时候不过才40来岁。按他的说法,当年是坐过大奔见过大钱的,但退休时说放下就放下了,“就那么回事,都是尔虞我诈”。2004年回杭州时,他带回3万元公积金和3万册书。 3万元钱不过如此,而3万册书却能让人咤舌,彼时的沈界平即无当藏书家的野心,亦非苦心做学问之人,万卷书的积淀按他的说法,概括起来无非是“图个高兴”。

“图个高兴”听着挺平常,但倘若真能找一件让自己愿意钻进去的事情,无论大小雅俗,只管将其往精深处做,这便成了精神的寄托,更是门生活的艺术。其实,与沈界平随意交谈时,会发现他身上颇有点江湖气,是在社会上跌磨滚打“混”出来的直率又略带狡黠,很难联想到“一庭花草半床书”的雅致。让沈老板自己来追溯当年为书“沦陷”的缘由,他也只是挠着头,老半天才说:“哦,那个时候还没改革开放,一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被黄牛炒到抵得上一辆凤凰自行车。”几年后,图书不再是紧俏货,贩书的黄牛党也烟消云散,但自此对书存了一个心的沈界平,却在各地奔波中寻出另外的乐趣来,这便成就了沈记藏书之大宗——方志,这个“高兴”劲儿20余年未曾有消减。

寻访方志类书籍的乐趣在哪里?沈界平大手一挥,笑答:“有趣啊。费尽心思去搜罗不同地方、不同行当、不同圈子的志书,难道还不好玩吗?”县有县志,镇有镇志,村有村志,街道有街道志,一个小小油漆厂都会编一本油漆厂志,有的装帧精良,有的不过是白纸上印油墨,粗糙得很。有些村志类似于家谱,可能统共就印个10-20本。从地名来分,全国总得有几千个品种的方志吧,沈记现在收的就已将近10万册了。那些比较早的志书,当年都是10元/斤的价格买进来的,现在的行情每本已经涨到100元了。沈界平又补充说:“关键是过程。那些80年之前出版的发行千册以下的小量书,你要是真的一本本把它们搜罗齐全了,那就不单是乐趣,而是巨大的成就感了。其实搜来了,我最多翻几页。读,就未必了吧。”就是为了留住这个“过程”带给他的快乐,沈界平用3万元公积金开了这家小书店,一边卖旧书,给家里的旧书们找个去处,一边买旧书,给自己的退休生活寻点乐子,找点激情。王用钧先生介绍道:“沈界平初为一人,以一己之力,传统的个性化小本经营,既坐堂靠电话坚守,又外出四处收购,将收购到的文、史、哲之类的书编目寄往全国各地,开展邮购,并引来外地书友、学者,如徐雁教授者或专程或借来杭州开会之便,到沈记古旧书店淘书;每有所获,则记述于其文、其著(书)中。”

做“封皮生意”也做“仓库生意”

王用钧先生所言非虚。沈界平对“过程”本身的痴迷与坚持,对于旁人来说,有时候很难理解,因为奔波的动机太过单纯。谈起这八年来的经营,沈界平坚持说快乐比辛苦多,否则“不如捐掉,落得清静。”

书店刚开那会,下午两三点后,沈界平一般会关了店门,跨上他那辆老式自行车外出搜书。他去的是破烂王们的聚集地,破烂王们按照不同的地域分区聚集在城市不同的边缘。从市中心的书店出发,路上的耗费一般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等沈界平到的时候,破烂王们刚结束一天工作,开始对废旧物品进行分门别类。2004年前后,杭州做古旧书生意的还是蛮多的,去废纸堆里淘宝的人也不算少,破烂王对他们也是一副见惯不怪,按流程办事的态度。再后来,杭州城里做古旧书生意的人越来越少,而沈界平与破烂王们的关系则越来越好。每隔一段时间,破烂王们会主动把搜到的一些古书、旧书送到沈记门口,他们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很多还是文盲,但就有这样的本事,能记住什么样子的书沈老板总是会多刮几眼,哪一类书肯定是卖得出手的。沈界平说:“这就叫‘封皮生意’。”不要小看“封皮生意”,凭这,有段时间里沈界平光线装明版书每个月就能收到百来本。他回忆说:“前几年,明版书不及民国书,从他手里出去的,10块钱就能拿下。现在就贵了,没1000块是肯定买不下来的。”还有民国时期的连环画,他收回来后,都以一本一毛钱价钱卖掉了,现在每本也都涨到了一千块。也许有很多人都替沈界平感叹过了吧,诸如当时若不转手卖掉,存到现在那该是多少的家当啊。沈界平说:“我对线装书没什么研究的,卖给喜欢它又懂它的人才是最好的。只是每次收线装书的时候,都会有点小小的伤感。”有句行话叫做“好书一定是在人家里的”,但很多时候,当这些好书流入破烂王的三轮车时,常常也就意味着这城市里的某位老先生、老学者骑鹤西去了。

随着书店越开越好,结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各种“奇遇”也就多起来了。有一次,出版家协会的朋友找到他,说地下仓库里存了几十年没动过的图书,大大小小加起来总有几十箱,想让沈界平拖走。那天阳光不错,透过仓库的毛玻璃,斑驳地落在阴冷冷的水泥地上。沈界平跟着那位朋友东兜西转了好一会,终于找到了那堆缩在仓库角落里堆得跟小山一样高的纸板箱。随便打开其中一个,先是满天扑腾的灰尘,继而是一股带着纸浆与油墨味儿的浓重潮气,接着,蟑螂、蚊子以及各种不知名的嗜书小虫从箱子里惊慌失措地跑出来,最后才看了里面的是书。沈界平一点不含糊地都收下了,付了万把块钱,叫了两三辆车,用一下午的时间,全部搬回书店。记得接下去几天的天气仍旧非常好,沈记书店前的空地变成了晒场。农村里的晒场晒谷子,沈界平的晒场专门晒书。沈界平说:“脏?一点不脏。灰尘就抹掉,虫子就杀掉,太阳下一晒,霉气潮气全都没了,书照样品相很好。”收拾干净的书,沈界平会认真挑选一下,方志类的就装箱封条,即便不打算看,但放在那里就觉得心里欢喜,其他的,就做好登记,准备出售。还有一次“奇遇”也颇具规模。法院的朋友说有十吨没收的图书,问他愿不愿意以2元/斤的价格全部收下。沈界平说:“十吨啊,我一个人是肯定消化不了的。”他一边把价格谈到8万元全包,一边打电话给嘉兴、上海、北京的同行通告此事。当时是夏天,结果,沈界平当天盘下的书,到第二天上午,统统“销售”殆尽。沈界平现在可以拍着胸脯说:“北京、上海很多古旧书市场里都有从我这里拿的货。”

藏书之虚名 卖书之实业

我能得以拜访沈界平老板全仗王用钧先生引见。他俩是老相识。当日闲话起沈记古旧书店的近况,沈老板倒是踌躇满志的。除了天巢花园这一处做店面外,沈记在沈塘桥一带还有个100平方米的小仓库,里面堆了3万多种书。近来有位朋友要他帮着照看一套位于西溪景区的别墅,那自然也不考虑地就把这别墅规划做书库了。沈界平说:“那地方大,放10万品种的书没问题。”

王用钧先生对沈界平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他能把古旧书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光凭10来平方的店面是肯定消化不了那13万种书的,沈界平敢存那么多书,他的底气来自网络。08年7、8月间,沈记古旧书店正式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张,来自网络的定单数量让沈界平有点吃惊,比他预料得要好很多。沈界平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因为雇员一时疏忽,把一本关于中国鬼神研究书的价格错打成50元,比原订价足足高了十倍。沈界平说:“等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本书居然已经卖掉了4、5本了。”

说起杭州的古旧书生意为什么总是不见起色,那些有心想进来的人,最后也都铩羽而归,沈界平有自己的看法。古旧书生意未必就都是清寡的,只要找对门路,腿脚勤快,利润还是颇为丰厚的。古旧图书收购的黄金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意味着搜不到好书了。几年前,国内方志大家、浙江省社科院前副院长魏桥老先生搬家,那些搬不了的书就都流出来了。“有些同行常常会来我这里搜书,买了去再去自己那边卖,这肯定不是个做生意的好办法,”沈界平说,“还是应该直接去书库,直接找破烂王,还要多灵世面,知道哪一户人家的书近期有流入市场的可能。”

沈界平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个纯粹的图书商人,他总是在不停地强调一切都是图个“高兴”,他说:“有时候想想也挺心慌的。转眼就要五十岁了,现在好歹还有个搜书的爱好,若是哪一天这个兴致忽然没了,那可怎么办。人活着总得有个奔头吧。”与沈界平接触过的人都会相信这番话绝不是矫情,他说话的神情是发自内心的惶惑与不安。但不管怎样,沈记古旧书店时至今日的成果都证明了沈界平是个很好的藏书家,也是个很有头脑的生意人。

1936年的时候,马一浮送了抱经堂主人朱遂翔一首诗一句话,其中诗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世上应无白眼人。一语告君勤记取,卖书能富读书贫”,而那句话是:“勿念藏书之虚名而失卖书之实业。”我想,这番话放到沈界平身上,倒也是蛮合适的。

 

转载自《文澜》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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