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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文革搜书记(上)

时间:2015-03-03 来源:杭州图书馆 作者:何槐昌 点击率:398

“文革”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所谓的破“四旧”之风刮起,全省机关、学校、社会团体藏书,私家藏书,甚至地市县图书馆(室)所藏的古籍图书,都被视为“四旧”而予抄没。有的被当场点火燃烧,有的则被送往造纸厂作为造纸原料。在武斗较为严重的地方,“造反派”占据图书馆,随意搬动古旧书刊当作堡垒作为掩蔽体。我作为一名古籍工作者,甚感痛惜,但没有认识到这是破坏。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中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百万册古旧书刊,以及藏书设施完整无损,这主要依赖馆内的同志,特别是古籍部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正确的宣传和妥善的保护措施。只是“红卫兵”扫“四旧”最狂热时,“文革”小组决定,拉两三轮车废旧书刊敲锣打鼓地送造纸厂,以表示对破四旧的响应。浙图不仅在杭的图书完整无损,远在吴兴南浔镇嘉业堂藏书约十六万册,以及嘉业堂书楼设备和楼外花园建设也无一毁坏,甚为可喜。此楼地处镇郊结合部,四周皆为散居农舍,且只有一人管理,极易遭到破坏。所幸管理员汤福璋同志认真负责,应变措施准备充分。在“红卫兵”未来之前,把书楼内由历代名人书写的楹联匾额全部卸下集中保存起来,其中包括宣统帝溥仪所赐的九龙匾。换上革命对联。把书库客厅中的大理石画屏全部覆以毛主席语录,使书楼充满浓厚的政治气氛,“红卫兵”见了不敢造次,保护了珍贵的大理石画屏。他的这些努力,得到来访的新华社记者好评。浙图古籍藏书躲过了破“四旧”的书厄。而其他机关、学校、县市图书馆图书遭到破坏,则主要是内部“红卫兵”、“造反派”所为,省府大楼的古籍图书室,约五千类册图书,就是省机总“造反派”所干的,把书抛在大楼门前。我们在十年动动乱中通过现场抢救、接受与送交、赠购相结合,收进了约十万多册古籍,二万多册民国期刊、百余种报纸、数十轴字画。数万种碑帖等,丰富了浙图的馆藏。有关“文革”期间抢救古籍的特殊经历,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细述。

一、  现场抢救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们古籍部的几位同志正在吃午饭,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告诉我们:杭七中的“红卫兵”正在马一浮先生家“破四旧”、烧书,你们能不能派人去劝说、抢救?当时单位没汽车,三轮车也只有一辆。接完电话后,我们立即踏上三轮车赶到蒋庄马老家,只见门口的空地上火焰熊熊,“红卫兵”正在把从马老家搬出来的一箱一箱书画、古籍往火堆里扔。经我们劝告,他们倒也同意让我们先挑选然后再进行处理的意见。于是,我们从尚未抛入火中的书籍字画中,挑选出马老的一批手稿、抄本,及朋友赠送给马老的字画和少量的刻本书。经清点造册,抢救出的马老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册,字画79轴,其中还有黄宾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马老自书的条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余套。后来我们又从杭七中接收到马老的藏书3000余册,除手稿、抄本外,还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为清刻,明刻约有十余部,如《世说新语》、《吕氏春秋》、《诗经》等。书上钤有“智林图书馆”或“复性书院图书馆”印。马老的藏书抢救进馆后,省里、中央有关领导十分重视,要求我们编成目录上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一浮全集,多采用我馆资料。1980年,落实政策时,省文化局还向马老的亲属颁发了奖金和奖状。

1966年7月上旬,我们接到省政府机关“红卫兵”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们正在扫“四旧”,需把省政府大楼图书室里的古籍全部处理掉,如果浙江图书馆要就赶快来省府大楼把书运走,如浙图不要他们就要把书送到造纸厂去了。我们放下电话,立即组织人马赶到省府大楼,只见大楼正门前广场一边堆着一地的古书,一边还在开批判会。经省府大楼“红卫兵”同意后,我们赶紧把书散乱地装上向省府大楼借用的汽车运回了浙图,经过清点约五千余册,存放在红楼楼上一间空房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当时的省委书记薛驹同志批示,又把这些书全部归还省府大楼图书室,省府大楼图书室为了感激我们,支付给我们100多元的保管费。

1967年8月间,杭三中的“红卫兵”打来电话,告知他们学校大礼堂里堆着一地古籍,浙江图书馆如要的话,可用汽车来装去;否则就要送到造纸厂去处理了。我一边组织人力,一边去向省新华书店商量借车。到了杭三中下车一看,只见整个大礼堂台上台下全都散乱地堆放着书。书箱也是东一只,西一只,有的书箱与箱盖已分开,看去一片狼藉,我们先把散落的书装入书箱,然后装上车。那天下午,我们先后装运了满满三大车,待最后一车书运抵位于外西湖孤山的浙图古籍部时,天已全黑了。抢救这些珍贵的图书,参加搬运的同志全凭着爱护国家古籍这颗心来的,无任何报酬,也不是领导组织的,因为领导都靠边站了,是自告奋勇参加的。后来才知道,这批书是徐行恭先生的。徐先生是杭州湖墅人,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司长。善行楷,工诗词。姜亮夫先生曾称之为浙东名宿,一代词宗。徐先生藏书万卷,极重书品,所藏古籍书画裱装颇精美,藏书均有函套,书签皆出其手笔,书皆装入特制书箱。他原来还藏有不少的名人字画和明代人的手稿、抄本,听说为另一个部门的“红卫兵”抄没了,我们没能接收到。他的藏书库曰延伫阁,亦称竹间吟榭。著有《延伫词》、《竹间吟榭集》。我们从杭三中抢救到的徐先生藏书约有5000,多为清乾嘉刻本,没有明刻以上的书,但也有较珍贵少见的刻本。如清金农撰《冬心先生杂著》,清陈鸿寿种榆仙馆刻本,清傅以礼跋,是一部刊镌精良,流传较少的书。1980年,落实党的政策时,徐先生非常开明,表示除部分书籍和少量工具书外,其余藏书全部无条件地捐给浙江图书馆。为表彰徐先生对我省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省文化局向其颁发了奖状和5000元奖金。

1967年8月的某日上午,我们接到杭州太庙巷居民区来电说:居民汪蕴真先生家藏有一房间的古籍,他家房子因年久失修,前檐部分已倒塌,架上的书有些也被风雨飘湿,有一部分书已散落地上被水湿透,而且他们家的人都不在杭州,如不及时抢救,不出数天要变成纸浆了。搁下电话后,我们立即组织了10多个人,又由我从省新华书店借了一辆车,赶到汪蕴真先生家,在太庙巷居民区的协助下,把古籍书装上了车,运到了古籍部馆舍。据原有记录,约得书1463册,未裱字画93幅,未裱碑帖2扎。书多为残缺本,但也有明刻本数种。

 

摘自《文澜》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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